这一惊人的消息是在邓丽君去世不久，由台湾杂志《独家报道》首先报道的。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谷正文说：“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配合协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
此后，日本著名记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边也寸二人共同对邓丽君的生平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追踪采访调查，出版了《邓丽君的真实》：
“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60年代后半期），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间谍’这条道路……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谷正文说，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来自新加坡的邀请书，邀请她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邓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她的母亲赵素桂。
当时台湾仍处于军事管制戒严令期间，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
“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谷正文说。
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政府进行情报工作。
自从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
谷正文说：“像邓丽君这样的情报人员，原则上与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存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信息传递媒介而已。”
得知“邓丽君是间谍”，人们在惊讶之余，普遍倾向于同情邓丽君。人们表示：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将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胁迫收编进特务组织，这种做法是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
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介也认为，台湾当局如此不择手段地实行如此恶劣的“特务政治”，实为罕见。
邓丽君一生的悲剧就是台湾当局一手“发展经济”，一手实行“特务政治”的历史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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